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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报道所呈现的信息看，尚不能确定查询手机标记信息的企业与标记软件方及取消标记的操作方之间存在直接利益关联。但在客观上，让人生疑的错误标记背后连接着明码标价的“有偿”服务，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中的商业动机。若纵容这样的现象存在，既对无数用户的权利构成侵犯，也是对手机标记软件的功能异化——以为用户防骚扰、防钓鱼之名行骚扰、钓鱼之实。因此，对此类“黑产”，相关部门应该按图索骥，加大系统性的清理和追责，同时明确、规范行业标准。

一直在飞的“大数据杀熟”再次成为网络热点。那么，“大数据杀熟”真的存在吗？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几位计算机领域专家。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所副教授林怀忠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从技术角度来说，杀熟操作是可行的。平台可以根据用户日常的消费行为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相应的用户数据画像，建立个人信息库。

此外，在共享经济的协同治理方面，崔书峰认为，企业平台是核心，因为所有用户和供给都在上面，好不好直接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政府作为监管和政策的执行者扮演领导角色，但要注意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凡是市场可以咨询的问题，政府都不需要出手，凡是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都要出手；行业组织则要做行业自律，鼓励企业不要低质竞争，将视野放到更高的角度，给企业以正面导向，“看哪些企业在研发、技术上下了功夫，我们应该有创新的东西，不是比谁无底线。”

“我就是一个走遍天涯海角凭手艺吃饭的手艺人，讨厌装逼端着自己，简单直接爱憎分明个性独立。我不爱说话，但说起话来一大堆。”徐雷曾这样评价自己。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他，也不论内部如何评价他，属于那个自信且自傲的徐雷时代已然到来。正如他的微信签名那样：我在雨中行走，从不打伞；我有自己的天空，它从不下雨。

为破解这一现实难题，扶贫债券的进一步发展推进还需要呼吁更多政策支持，形成市场合力。为此，上交所提出了四方面建议。一是参照当前对扶贫债承销券商的加分评价体系，对扶贫债投资者在对应机构评分时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鼓励投资人积极投资扶贫债券。二是呼吁地方政府将部分扶贫财政资金通过扶贫债券贴息、投资机构税收减免等方式，为扶贫债的发行提供支持。

对此，华兴源创回应称个别自媒体在未充分阅读公司披露信息的情况下，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大肆发布不实言论，“公司电池管理系统芯片检测设备已经获得国际知名消费电子企业认证，且已与多家客户签订订单，总金额超过3亿元，相关检测设备已陆续交付。”与此同时，也有媒体报道称正在问询阶段的安翰科技涉嫌过度包装、欺诈发行，立刻引发市场热议。